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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革命万岁：霍布斯邦论拉丁美洲》目录序文及导言，台湾左岸文化，2020年，
艾瑞克.霍布斯邦于二○一二年以九十五岁高龄逝世之前，曾经编撰完成《如何改变世界》(利特尔布朗出版社，二○一一)一书，收录了他在一九五六至二○○九年之间有关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作品。与此同时，他也将自己从一九至二○一二年间，关于二十世纪文化与社会的作品和讲稿汇整成书，在其逝世后被发表为《断裂的年代》(利特尔布朗出版社，二○一三)。他并留下遗愿，希望出版一本选集，发表他自己有关拉丁美洲的文章、论文和评论。
艾瑞克的遗稿保管人布普斯.亨特和克里斯.瑞格利于是邀请了拉丁美洲历史学家，同时也是艾瑞克五十多年的朋友莱斯利.贝瑟尔，负责查找、挑选和编辑艾瑞克以该地区为主题的撰述其范围从《新政治家》一篇探讨古巴革命的文章(一九六○年十月)，一直到其自传《趣味横生的时光》(二○○二)以第三世界，而且主要是以拉丁美洲为主题的章节。此外，并委托他撰写导言介绍艾瑞克与拉丁美洲长达四十年的关系。艾瑞克的遗孀玛莲对此计划给予热烈的支持。
基思.麦克莱伦慷慨地向主编提供了他手上艾瑞克.霍布斯邦的著作清单(截至二○一○年二月)。艾瑞克在大卫.海厄姆联合经纪公司的文稿经纪人安德鲁.戈登，和他的助理玛莉哥德.阿特基、大卫.埃文斯，共同处理了诸多文稿的数位化。利特尔布朗出版社的佐伊.格伦负责安排本书出版，莎拉.埃雷拉编制全书索引。
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邦(一九一七～二○一二)于八十五岁之际，在其出版于二○○二年的自传《趣味横生的时光：我的二十世纪人生》中写道，欧洲以外唯一让他觉得熟悉、让他完全感到宾至如归的地区，就是拉丁美洲。
四十多年前，艾瑞克首度受到拉丁美洲吸引，是由于当地可能发生社会革命的缘故。自从菲德尔.卡斯楚一九五九年一月在古巴获得了胜利，特别是在一九六一年四月美国企图推翻卡斯特罗的行动失败之后，「欧洲和美国的()知识分子无不著迷于拉丁美洲，因为社会革命的岩浆显然正在那个大陆沸腾。」[1]一九六七年一月，艾瑞克在一篇未对外发表、以二十世纪革命为主题的书籍导读中指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引发了一种革命解放运动的连锁反应。解放运动终于开始在残馀资本主义势力最庞大、最顽强的非正式帝国内取得进展在那些名义上独立，但其实是半殖民地的拉丁美洲国家。当地革命运动的发展未能超出无政府状态的内战范围(例如一九四八年后的哥伦比亚)，或只在玻利维亚这般相当特殊的情况下获得了成功(一九五二年)。然而，卡斯特罗一九五九年在古巴的胜利却很快地将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带入美洲，并且在那里开启一个「还没有结束的」动荡时代(引号为编选者所加)。
主要是因为对发生社会革命或至少是重大社会变革的期待或希望(特别是在秘鲁和哥伦比亚、短期曾在智利，之后在中美洲和委内瑞拉，最后则是在巴西)，使得艾瑞克对拉丁美洲的兴趣于之后数十年持续不衰。
艾瑞克自从一九三○年代末期就读剑桥大学以来，就是英国的党员。他在一九六○年应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的邀请前往古巴访问。罗德里格斯是古巴的要人，在马埃斯特拉山加入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后，成为卡斯特罗最亲密的盟友之一。1艾瑞克之前才刚在斯坦福大学待了三个月，接著与担任《每月评论》杂志编辑的两位美国朋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和保罗.巴兰在哈瓦那同进同出。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正是革命获胜不久之后的蜜月期，产生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魅力。」[2]艾瑞克十月返回伦敦后，除了向英国的国际事务委员会进行简报，还为《新政治家》撰写一篇文章，将古巴革命描述为「一种独特类型(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的农民群众运动)之实验室样品」，而且它「格外令人喜爱并鼓舞人心」，以致「除非美国人进行武力干预，否则古巴很快就会成为西半球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3] 2
一九六一年四月，艾瑞克与戏剧评论家肯尼斯.泰南动员了一些高尚而善良的人联名写信给《》，谴责美国对古巴的侵略。他们二人还在海德公园组织了一场声援古巴人民的。艾瑞克事后回想表示：「就记忆所及，在我曾经见过的政治活动当中，那一次聚集了最多令人惊艳想必来自戏剧界和模特儿经纪公司的女孩子。」[4]艾瑞克也是英国古巴委员会的创始成员，并于一九六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二年一月之间重新造访古巴。他是陪同一个英国代表团一起去的，而且「该团的组成方式相当典型：包括一名工党左翼的国会议员;一些主张单方面裁减核武的人士;一名顽固而通常忠于共党路线、对异国艳遇不无兴趣的工会领袖;我这个古怪而激进的颠覆谋反者;还有一些干部之类的。」[5]
说来奇怪的是，除了在《文学增刊》关于一九六八年一月「哈瓦那文化大会」(一场由来自七十个国家的五百名国际新知识分子参加的大杂烩活动)的一篇趣味报导，以及在《极端的年代：一九一四～一九九一》(一九九四)一书的几页说明，艾瑞克在他短暂的二十世纪历史中，对古巴革命在一九六○年代及随后的进展著墨不多。在《文学增刊》中，他将古巴形容为：「一个身陷困境的英雄国度，而且非常具有吸引力，即便仅仅因为它显然世所罕见，是人民真正喜爱和信任政府的少数国家之一。除此之外，目前自由蓬勃发展的文化活动、值得赞赏的社会和教育成就，以及令人愉悦的反唯物主义乌托邦尝试，都很难不对知识分子产生吸引力。」[6]但尽管古巴曾取得过各种成就，到了一九六○年代末叶，它已经很难称得上是拉丁美洲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榜样。而且「不喜欢这个地方的人可以自由移民出去」的讲法，很快就再也无法成立。更何况正如我们即将看见的，艾瑞克猛烈抨击了古巴革命在整个地区之内以及之外激发出来的各种游击队运动。
一九六二年十月三十一日，艾瑞克展开了他的第一次拉丁美洲大陆之旅，前往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访问。3他获得洛克斐勒基金会的旅行补助，从事有关「古朴」(archaic)社会反叛形式的研究。那也是他当时(一九五九年)刚出版的新书《原始的叛乱》所探讨的主题，只是该书主要聚焦于欧洲南部。他在旅行补助金申请书中强调，拉丁美洲的「现代」政治意识形态和政党虽早已被当地精英所接受，却并没有对大众产生明显影响大众政治意识的出现不过是最近几十年的事。艾瑞克不光是期待在拉丁美洲发现「许多真正古朴的运动」而已，他还更希望能够找到「表面上的现代化与古朴形式之结合」。在他看来，这方面的现象总是受到了误解：
比方说盖坦运动因为其领导人恰巧在哥伦比亚的一个传统政党内运作，于是被形容成「自由主义者」;或者譬如在裴隆(阿根廷)案例中的「法西斯主义者」;或者像是在卡斯特罗运动案例中很可能被称呼的「者」。近几十年来知识精英阶层意识形态之模糊(例如在玻利维亚，名义上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裴隆主义者、者，可以互换标签与合作对象)已经表明，套用二十世纪成型的欧洲运动来进行描述时，可能会造成更多误解，而非带来启发。4
艾瑞克返回伦敦之后，于一九六三年四月至七月之间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分别刊登在《劳工月刊》、《新社会》、《听众杂志》(内容为BBC广播三台的两篇广播稿)，以及《今日世界》(以提交给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拉丁美洲研讨会的一篇论文为基础)。他在其中探讨了拉丁美洲自一九三○年代世界大萧条以来的人口、经济与社会变革，并特别强调传统农业社会的解体(「旧拉丁美洲」的崩溃、「中世纪的结束」)，以及一般大众城市工人阶级、城市贫民，尤其是农民在二十世纪四○和五○年代的政治觉醒。艾瑞克第一次从拉丁美洲访问回来，就已经确定在此后一、二十年内，那里恐怕会变成「世界上最具爆炸性的地区」。[7]他相信有一些拉丁美洲国家(或许阿根廷和乌拉圭除外)已经到了「发生剧变的时候」，如果组织和领导得当，社会革命的时机已臻成熟。
他对秘鲁和哥伦比亚农动的革命潜力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几乎不为外界所知的」哥伦比亚农动。秘鲁中部和南部的高原地带从一九五○年代末期开始(并且于一九六○年代初期达到巅峰)，见證了自从殖民时代晚期的图帕克.阿马鲁叛变以来最大规模的印第安农民起事和政治动员。艾瑞克写道：「如果有任何国家已经时机成熟到需要一场社会革命的话，那就是秘鲁。」哥伦比亚则是拉丁美洲的特例，那里从一九二○年代即已开始「酝酿著」一场社会革命。「从逻辑上讲，那场革命应该会产生出某种类似卡斯特罗主义(Fidelismo)的东西，亦即一个与密切合作的民粹主义左翼政权。」一九四八年四月发生于波哥大的暴乱事件，俗称的「波哥塔索」(Bogotazo)，则是一个「带有革命味道的现象」。但因为没有人出面领导，没有人把它组织成一场「典型的社会革命」，它在自由党领袖霍黑.埃列塞尔.盖坦遇刺身亡之后，即告流产。随之而来的内战与无政府状态却成为所谓「大暴力」(La Violencia)的开端。哥伦比亚见證了「西半球当代史上最大型的农民武装动员行动(由组织起来的游击队、土匪或自卫团体)」其规模或许仅次于一九一○至一九二○年间的墨西哥革命时期。艾瑞克强调，哥伦比亚的革命形势在一九六○年代初持续高涨。此外，由于其面积、人口、「全面均衡的经济发展」，以及地处加勒比海、中美洲、委内瑞拉、安地斯山区各国和巴西之间的重要战略位罝，哥伦比亚「能够对拉丁美洲的未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古巴却不太可能这样」。
就巴西而言，艾瑞克对他在累西腓发现的经济落后和贫穷环境深感震惊累西腓是他南美洲之行所造访的第一座城市。不过艾瑞克也认识到巴西东北部农民组织的「巨大」潜力，「那一片大约有著二千万居民的辽阔地带，为该国提供了最著名的盗匪与农民起事行动」。代表巴西乡间政治运动第一波浪潮的各种农民联盟，自一九五五年开始便非常活跃。「然而，」他后来回忆道，那个运动「影响力并未遍及全国，而且显然已开始后继乏力」。[8]巴西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是拉丁美洲最大的。然而它在一九四七年冷战开始的时候已被宣布为非法。(艾瑞克似乎没有意识到，巴西其实依然保持活跃，与进步的天主教神父们并肩合作，在东北部的乡间地区组织农业雇佣劳动者加入工会。)无论如何，一九年三月(即艾瑞克造访一年后)的一场军事政变导致为时长达二十一年(一九～一九八五)的军事独裁统治，彻底粉碎了巴西社会革命的一切希望。
艾瑞克以巴西革命潜力为主题的论述相对较少。但就像他会做的，艾瑞克仍然抽时间发挥观察能力，为《新政治家》针对「波萨诺瓦」(bossa nova)撰写了一篇关于巴西流行音乐最新发展的文章。艾瑞克写道：「它是巴西城市音乐和爵士乐的混合体，孕育于花花公子型的巴西年轻富豪(以及)那些最有可能遇见来访美国乐手的专业音乐人之间。我这个来访的爵士乐迷怀著敬畏心情和对此历史性时刻的感知来观察这一切，因为波萨诺瓦是爵士乐第一次对新领域进行重大征服。或许意义重大的是，(它)发生在一个拉丁美洲国家，而且该国看样子似乎已经进入了现代工业文明时代。」除此之外，他还总结表示：「波萨诺瓦不仅将持续下去，还会更进一步发展。」[9]
从一九六○年代中叶到一九七○年代中叶，社会革命的可能性已成为艾瑞克描写拉丁美洲时的主要焦点(限于西班牙语系的美洲，巴西并不包括在内)。在一篇探讨农民和乡间移民所扮演政治角色的论文中，他认为拉丁美洲的城市工人阶级和城市贫民(亦即由「国内移民」与「流离失所的农民」所构成的「庞大且不断扩充的无产阶级和次无产阶级」)，将因为他们的贫穷、不安全感与低劣到骇人的生活条件，继续成为「一股潜在的爆炸性力量」。然而他们多半在政治上「不成熟」、相对比较被动，更容易被民粹主义政党与政治人物由上而下动员(例如秘鲁的阿亚.德拉托雷和阿普拉党 5、委内瑞拉的民主行动党、阿根廷的裴隆、巴西的瓦加斯 6)，而非由的者或非者加以动员。[10]因此艾瑞克对拉丁美洲城市工人的描写少得惊人。他更感兴趣的是有组织的农动的潜在革命作用特别是在安地斯山区。
他本著第一手实地观察和研究成果的学术文章，分别发表于一本出版于巴黎的文集《拉丁美洲的农业问题》(一九六七)，以及《拉丁美洲研究》(一九六九)和《过去与现在》(一九七四)，重点考察了秘鲁中央高地库斯科大区的拉贡文雄省。当地新封建主义的大庄园(hacienda)制度面临著农民动员、土地入侵和土地占领等情况，正在陷入崩溃(「但愿永远如此」)。艾瑞克总结表示：「传统农民阶层的革命潜力十分巨大，但实际的力量和影响力却相当有限。」他并警告道，农民革命只有在以下这种情况才会产生效果：「若非是在数目够多的政治关键地区，由现代化(可能为革命性)的组织与领导促使农民团结并动员起来;否则就是在国家结构深陷危机之际，以致位于战略要地的区域性农动能够在全国事务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曾发生于一九一○至一九二○年间的墨西哥，当时出现了潘乔.比亚 7的北方人，以及萨帕塔在莫雷洛斯州的追随者。而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在秘鲁发生。」[11]
在一篇撰写于一九六九年，但一九七六年才首次刊出的论文中，艾瑞克探讨了哥伦比亚的农动并指出，哥伦比亚「在武装行动和农民暴力(例如游击战)方面的纪录，应该仅次于墨西哥」，然而直到二十世纪中叶为止，由整个农民阶级进行的社会运动相对较少。他在这篇文章里追溯了哥伦比亚从一九二○年代到一九四八年「波哥塔索」之间的农动历史(「非但山头林立，而且缺乏组织结构，[却]还是极为强大」)，并强调了所产生的影响。(根据他的回忆，哥伦比亚曾在一九三五年向共产国际抱怨其大多数成员都是印第安人和农民，而非城市工人!)但尽管农民的反抗在一九四八年后仍旧持续，一九六九年的艾瑞克已不再像一九六三年时那样，对哥伦比亚的革命前景抱持乐观态度了。「社会革命或民粹主义政权并未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无政府状态和内战。的希望被埋葬于『大暴力』之中。」[12]
艾瑞克认为，拉丁美洲在一九六○年代和一九七○年代初期并非是要决定走向渐进式变革还是革命，而是只能在革命、停滞或混乱之间做选择。他写道，虽然古巴革命鼓舞了所有的社会革命者，却不太可能在拉丁美洲的其他地区被复制：「它的条件非常特殊而且很难重复。」[13]此外，艾瑞克在一系列发表于《社会主义纪录》(一九七○)、《纽约书评》(一九七一)和《拉丁美洲书评》(一九七四)的文章中，强烈批评了一九六○年代和一九七○年代初期受到古巴启发的各种游击队运动例如瓜地马拉、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秘鲁和玻利维亚，以及乌拉圭和巴西。[14]
极年轻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策略受到了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以及法国学者雷吉斯.德布雷 8的著作)启发，相信藉由一小群武装好战分子的行动，即可全面在拉丁美洲催生革命那在艾瑞克眼中却是「极其错误」的。散布各地的游击队「中心焦点」(focos)注定将会失败，而且它们果真全都失败了(我们即将看见，只有哥伦比亚是其中的例外)。拉丁美洲革命固然没有单一的配方，但艾瑞克认为，革命肯定还是不能随兴而为。若想获得成功，就需要把各种不同的因素结合在一起，诸如：拥有坚实农民基础的乡间游击队(他后来写道，一九六○年代和一九七○年代初期的游击队运动「既不明白，也不想了解为什么拉丁美洲的农民会拿起武器来进行抗争」[15]);城市暴动(他曾在《社会主义纪录》撰文表示：「任何未能拟定攻占首都计划的革命者，都不值得认真看待);或许需要持不同政见者的武装力量;以及绝对不可或缺的政治分析、组织和领导。艾瑞克在评论约翰.邓恩所著的《现代革命》时指出，尽管邓恩并不认为马克思为二十世纪的革命或其结局带来许多启发，不过「他坦率地承认，列宁至今依旧是理解那些革命发生经过的最佳指南，而革命是迄今最惊人且最成功的革命」。[16]
古巴或许只是一道虚幻的曙光，但人们不必因此对拉丁美洲政治与社会剧烈变化的前景过于悲观。艾瑞克写道，革命并不像德布雷和格瓦拉认为的那样「近在咫尺」，但也没有「超出现实政治的范围」。拉丁美洲依旧是一个革命的大陆。只需要认清前进的道路不止一条，那么前景还是令人鼓舞的。包括者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一直都误解了拉丁美洲(或许哥伦比亚除外)，因此在该地区的政治中老是无足轻重。它没有继续固守纯正(但成效不彰)的意识形态，反而只能在变幻莫测的不利情况下勉力而为，并与其他进步的政治运动联合起来。正如艾瑞克在《纽约书评》撰文指出的那样：
拉丁美洲的历史(扣除古巴和一九七○年九月由阿连德当选总统的智利之类的罕见例外状况后)，是一部这样的历史：必须不断做出抉择，究竟应该选择固守成效不彰的纯正党派教义呢，抑或从各种恶形恶状当中找出最佳的替代选项无论那是文职或军职的民粹主义者、民族主义派系的中产阶级人士，抑或其他任何人选。那往往也是一部让后悔不已的历史，因为他们还来不及与那些政府或运动达成共识，就已经有更坏的东西取代了它们。
与当时拉丁美洲的任何游击队运动比较起来，艾瑞克对一九六八年十月在胡安.维拉斯科.阿尔瓦拉多将军领导下接掌秘鲁政权的军事革命政府寄予更大期望。9他为《纽约书评》撰文评论一些以秘鲁为主题、完成于军政府上台之前的书籍时指出：「秘鲁国内的社会不公不义和赤裸裸的苦难令人不寒而慄。如果有任何国家曾经需要而且仍然需要一场革命，那就是这个国家。然而事情似乎不太可能。」[17]一九五○年代末、一九六○年代初的农动和土地入侵带来了高地大庄园系统的崩溃，不过正如他发表于《过去与现在》的一篇有关秘鲁农民土地占领行动的文章所言：「不同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农民的自发力量虽足以铲除地主所有制，却无法为它挖掘坟墓。」还需要一场军事政变(发生于一九六八年)，「才得以在经过若干年的游移不定之后，终于埋葬了高地大庄园的尸体。」
艾瑞克从一开始就同情秘鲁的反寡头和反帝国主义军事政权，尽管他总是带著一定程度的怀疑。该执政团率先正视了秘鲁的广大群众，承认那些住在和来自安地斯山区、口操盖楚瓦语 10的印第安人是潜在的国家公民。此外它率先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即便那是由上而下施加的，并没有出现农民动员。但既然缺少了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革命干部，他忍不住向自己问道：「这是一场革命吗?」军事革命政权执政三年后，他变得比较挑剔和悲观了一些。不过有异于秘鲁的是，艾瑞克并没有把它一笔勾销。如果武装力量保持团结，就无法预见军事政权被取代的前景。但当然啦，除了马克思主义群众革命之外，也别无其他选择。[18]艾瑞克在一篇文章中比较了秘鲁、葡萄牙等一些国家的军事革命经验，并看出它们在政治与体制上的局限，但他坚持认为秘鲁已经与一九六七年时的情况「大相径庭」，而且「那些变革是不可逆转的」。[19]
与此同时，萨尔瓦多.阿连德在一九七○年九月当选总统，为艾瑞克开启了「振奋人心的前景」，也就是智利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在民主之下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艾瑞克在为《纽约书评》特别增刊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表达出他对人民团结联盟获得成功的期盼那是一个由社会主义者和者组成的同盟，坚定地建立在拉丁美洲极为强大工人阶级运动之一的基础上。[20]他私底下认为其前景并不看好：赔率是六比四。如果不把他自己对阿连德的同情纳入考量，赔率或许会是二比一。阿连德经历了三个困难的年头，甚至有可能存活不下去。他确实面临著被军事政变推翻的危险，而且这场政变会得到智利资产阶级的支持。等到政变在一九七三年九月爆发后，艾瑞克写道：「无论消息有多么悲惨，那都在意料之中，并且受到预期。它没有让任何人感到惊讶。」[21]阿连德政府并不是自我了断，它是被谋杀的。就像拉丁美洲左翼人士普遍表现的那样，他们低估了的恐惧和仇恨，以及在法制与对其不利的时候，会不惜冒著内战危险来毁弃法制的偏执意愿。「衣著光鲜的男男女女」多么容易喜欢上血腥味，以及他们准备释放出来的暴力有多么凶残，一直让艾瑞克印象深刻。
智利的军事独裁政权在南美洲并非独一无二。巴西从一九年开始，阿根廷则自一九六六年以来，两国皆一直处于军事统治之下。(一九七三年，裴隆的重新上台固然暂时提供了喘息机会，但军方于一九七六年再次掌权，且表现得甚至比智利军方更加凶残。)此外，玻利维亚在一九七一年、乌拉圭在一九七二年爆发军事政变，二者都得到了巴西军方的奥援(智利的政变也是如此)。秘鲁军事政权的激进阶段则在一九七五年八月随著维拉斯科被罢黜而告结束，由一个比较传统的军政府加以取代。一九七○年代这些右翼军事政权的特点是「官方和半官方的处决或屠杀、系统化的凌虐囚犯，以及大规模流放政治对手」艾瑞克认为其原因来自地方寡头集团对被民粹主义政客动员的城市群众，以及对卡斯特罗激发出来的农村武装游击队运动之畏惧;再加上冷战背景下，美国担心会继古巴革命之后在拉丁美洲蔓延下去。南美洲的政变全都「受到美国的强力支持，甚或根本就是由美国组织起来的」。[22]
「守旧得非比寻常」，一九五四年以来始终由史托斯纳尔将军 11掌权的巴拉圭独裁政府，则是一个例外。艾瑞克于一九七五年前往该国，并为《纽约书评》撰写了一篇文章，而且为它下了个很不幸的标题，〈有魅力的独裁〉。[23]斯特罗纳托 12虽是「拉丁美洲为时最久、最右倾的独裁政权」，却没有过分压迫政治反对派(至少对那些尚未入狱或流亡的成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愿意让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二的农民继续不受干扰地过生活。艾瑞克总结表示：「以南美洲穷苦人家的卑微标准来衡量，他们日子过得其实不算太糟。」不过，他在《趣味横生的时光》中承认自己是委曲求全向巴拉圭表达善意，其中主要原因在于巴拉圭是唯一承认印第安语言瓜拉尼语为官方语言的拉丁美洲国家。另一个原因是，他发现《巴拉圭社会学杂志》的主编竟然对他的名字相当熟悉，晓得他是《原始的叛乱》一书的作者。他问道：「有哪一个学者能够抗拒在巴拉圭成名的诱惑呢?」[24]
艾瑞克已经「永远归附了拉丁美洲」。[25]他曾在一九六○和一九七○年代定期造访该地，其中包括一九七一年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带著玛莲和孩子们游历墨西哥、哥伦比亚、厄瓜多、秘鲁和智利那是自从他在一九三三年四月从柏林来到英国之后，连续停留于英国境外的最长时间。13他在接下来的几十年继续周游拉丁美洲，特别是前往秘鲁、墨西哥、哥伦比亚、智利和巴西等国，发表演说、参加讲座和会议、推广他被翻译成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的各种著作、接受公共当局的致敬(例如一九九八年十一月由布宜诺斯艾利斯议会举办于圣马丁剧院的颁奖仪式，当时除在座的一千五百人外，另有七百人在街头观看实况转播)，以及获颁荣誉学位(例如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一九九九年七月在蒙特维多的共和国大学)。艾瑞克在《趣味横生的时光》中表示，他除了委内瑞拉和圭亚那之外，已经跑遍南美各国。
艾瑞克感兴趣的主要仍是拉丁美洲的经济、社会、政治特别是其革命潜力。同时他还写道：「我甚至从未抗拒过拉丁美洲较富戏剧性、更加多彩多姿的地区，纵使其中也包含了一些地球上最不利人类生存的地带(例如安地斯山上几已超出植物生长线的阿尔蒂普拉诺高原、墨西哥北部矗立著仙人掌的半沙漠地带)，以及全球最不适人居的巨型城市(例如墨西哥城与圣保罗)。」[26]他与许多杰出的学术界和文化界人物成为好友，例如哥伦比亚社会学家奥兰多.法尔斯博尔达(其早期著作深深影响了艾瑞克对安地斯山区农民和哥伦比亚「大暴力」的看法)、秘鲁历史学家巴布罗.马塞拉、阿根廷政治学家何塞.努恩(二人曾在阿根廷的查科省一同长途跋涉)、墨西哥小说家卡洛斯.富安蒂斯，以及他的巴西出版商费尔南多.加斯帕里扬(事实上是整个加斯帕里扬家族)。他吸引了好几位拉丁美洲的研究生前往伯贝克学院就读。他在《趣味横生的时光》针对拉丁美洲的段落写道：「我在那个大陆有许多朋友和学生，并与他们交往了四十多年，而且我不完全明白为何拉丁美洲对我特别友善。」全世界也唯有在拉丁美洲，「我才不会因为老是遇见卸任、现任或未来的总统而大惊小怪(例如在智利遇上阿连德、在巴西遇到卡多索还有鲁拉.达.席尔瓦 14)。首开先例在办公室接见我的人，就是精明的玻利维亚总统帕斯.埃斯登索罗。他曾经从阳台指著拉巴斯市中心广场的一座街灯柱告诉我，他的前任比利亚罗埃尔如何在一九四六年被一群叛乱的印第安人吊死在那里。」[27]
然而，在一九七○年代中期以后，艾瑞克对拉丁美洲当代问题和革命前景的撰述相对较少。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智利、玻利维亚和秘鲁(更别说大多数的中美洲共和国)，都生活在军事独裁统治之下。艾瑞克唯一继续保持联系的国家是哥伦比亚。当地由领导、立基于农民和农村劳工支持的一支老式游击队「既可怕又具破坏性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已在一九六○年代倖存下来，并于一九七○年代和一九八○年代初叶成为南美洲唯一持续壮大实力的游击运动。此外还有其他游击队加入它的行列，诸如的「人民」、乞灵于古巴的「民族」和「四月十九日运动」。然而，武装斗争并没有让哥伦比亚更接近社会革命。这种「地方性的和毫无意义的准内战状态」看似漫无止境，然后贝坦库尔总统在一九八四年开始至少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和人民一同推动和平谈判政策(民族则对此表示拒绝)，时断时续地一直维持至今。艾瑞克在波哥大的总统官邸与贝坦库尔讨论了哥伦比亚(以及中美洲)的局势，而后在《卫报》上发表一篇文章。[28]哥伦比亚为时三十五年的游击战，以及受困于「一种非常特殊的杀人倾向」的那个国家，随即成为《纽约书评》一篇长文的主题。[29]
然而巴西越来越吸引了艾瑞克的兴趣与关注。艾瑞克看来跟大多数人一样，也喜欢巴西人。他在《趣味横生的时光》写著：「一旦发现了南美洲以后，就没有人能够抗拒该地区的吸引力，尤其如果一开始就接触到巴西人的线]而巴西人当然也很钦佩和赞赏他。一九七五年五月，他在军事独裁统治期间，自一九六二年以来第一次访问了巴西，参加坎皮纳斯州立大学举办的历史与社会科学国际会议。巴西首屈一指的新闻杂志《观察》在一九七五年六月四日报导说：「经过十一年的沉寂之后(从一九年的政变起算)，巴西社会科学出现了复苏的第一个迹象。」会议上聚集了好几位国际「巨星」，「其中最伟大的至少从观众的钦佩程度来看就是艾瑞克.霍布斯邦那位历史学家」。[31] 15艾瑞克以「周边地区的前政治运动」为题的演说，让整整一代巴西社会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留下了深刻印象。新闻媒体对会议的广泛报导则使艾瑞克引起了公众的注意。而他也发现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一小部分学术界少数派的标签，更是巴西年轻知识分子的主流意识形态。
独裁统治结束之后，艾瑞克在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与玛莲连袂前往巴西度假。一九八八年六月，他回到坎皮纳斯州立大学参加纪念巴西废除奴隶制一百周年的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两篇论文：《关于公民身分的概念》，以及《关于种族的概念》。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他在阿雷格里港向数百位来宾露天演说、在弗洛里亚诺波利斯的圣卡塔琳娜联邦大学发表谈话，并且在圣保罗的一家餐厅与巴西劳工党的领导人路易斯.伊纳西奥.鲁拉.达.席尔瓦讨论了政治。一九九五年八月，他(再度与玛莲)前往安格拉杜斯雷斯以及帕拉蒂度假、16在圣保罗艺术博物馆举行公开演说、在里约热内卢为一千名观众进行公开讲座(此场讲座由媒体巨擘环球集团 17组织安排，门外并有数百人排队等候)，以及在巴西利亚与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索总统会面。二○○三年在里约南部海岸的第一届「帕拉蒂国际文学节」上，他与我一同登台。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时年八十六岁的艾瑞克宛如来访的摇滚乐巨星一般，在街头受到口中高呼「Eric, Eric」(发音为「艾里基」)的人们热烈欢迎。有些女性甚至喊著：「艾里基，给我一个吻」(Eriky, D-me um beijo)。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的书店从以前到现在都摆满他的著作，而且几乎都很畅销。艾瑞克声称，有一段时间他在巴西的图书销量超过了英国以外的任何国家。他曾经表示：「我在巴西是个大人物。」
艾瑞克当然对巴西的历史感兴趣，除此之外他也对巴西的艺术、建筑、文学和足球兴致盎然(他在《极端的年代》写道：「只要欣赏过巴西足球队全盛时期的演出[一九七○年]，谁还能够否认运动也是一门艺术?」)，而且他尤其喜欢音乐。他有一次告诉我，他认为二十世纪流行乐坛有两位真正的天才，分别是艾灵顿公爵和安东尼奥.卡洛斯(汤姆).裘宾。二○一二年，我去医院探望高龄九十五岁的艾瑞克，他告诉我有关一位激进巴西黑人饶舌歌手克里奥罗的消息我不得不承认从来没听说过那个人，尽管当时我居住在巴西。但一如既往，艾瑞克主要的兴趣仍在于政治。巴西看来是拉丁美洲最后的机会，既使不发生社会革命，至少也将出现重大的社会变革。
艾瑞克在一九七八年的「马克思纪念讲座」上，发表了〈工党已停止向前挺进?〉那篇颇具影响力的演说(后来转载于《今日马克思主义》)。他指出欧洲的劳工运动已不再能扮演变革者的角色，其结果是社会主义者与社会民主正在世界各地节节败退。然而时隔两年，巴西在一九八○年成立了劳工党。艾瑞克将巴西劳工党辨识为一个典型的社会主义政党，其根植于有组织的劳工，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所出现的情况。它在拉丁美洲和几乎世界上所有地方都极为特殊，是一个以成立于二战结束后的劳工组织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政党。甚至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其领导人鲁拉本身即为一名工业工人。鉴于巴西的政治历史、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以及当时社会主义几乎在全球各地的挫败)，巴西劳工党在一九九○年代的成长是一个不同凡响的故事。尽管鲁拉在三次总统大选中均告落败，但其个人得票率却不断增加，从一九的百分之十七增加到一九九四年的百分之二十七，再到一九九八年的百分之三十二。更不用说巴西劳工党在每次选举中都增加了在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席位，以及它所控制的联邦州和主要城市的数目。艾瑞克于是在《趣味横生的时光》中写道，巴西劳工党在鲁拉领导下的稳步上升，足以「温暖每一位老心中的皱纹」。[32]
回顾四十多年来与拉丁美洲的接触之后，艾瑞克在《趣味横生的时光》承认：「众人所预料将会爆发，而且在许多国家确有必要的革命，并未真正出现。革命已遭到该国军方和美国联手夹杀，但其失败也应该怪罪于当地人民的软弱、分裂与无能。」此外他还补充表示：「现在它再也不会爆发了。」[33]
艾瑞克对委内瑞拉的查韦斯略表同情但主要是由于其反美主义，以及得到委内瑞拉残馀势力支持的缘故，而非因为对查韦斯在该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怀有任何信心。他虽然从未造访过查韦斯时代的委内瑞拉，但正如同他每次和我见面时总是殷殷询问有关巴西的事宜那般，他也会向我们共同的朋友理查.戈特提出问题戈特撰写过《拉丁美洲游击战运动》一书、关于古巴历史的著作，以及《乌戈.查韦斯与委内瑞拉革命》。二○○二年，当查韦斯在反对他的政变结束后重新掌权之际，艾瑞克寄了一张明信片给理查，上面仅仅写著，「查韦斯的猪湾?」[34]
然而巴西还是有一点希望，即便巴西劳工党在一九九八年总统大选失败后的那几年持续向中间靠拢(它甚至从党纲中删除了「社会主义」一词)，并且将马克思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和社会主义驱逐出党或予以架空。尽管如此，二○○二年十月的时候，我开车从牛津前往北伦敦的纳辛顿路，与艾瑞克在他家的花园，庆祝鲁拉做出第四次尝试并当选总统。艾瑞克虽然终其一生是个寄望于拉丁美洲发生社会革命的乐观主义者，但正如我们已经看见的，他在晚年对实现此目标的可能性越来越感到悲观。等到香槟酒瓶空了以后，他看著我说道：「现在我想我们只能等待再一次的失望了。」我们等待了，而且我们再一次地失望了。
身为专业历史学家，艾瑞克主要感兴趣的对象是现代欧洲。但是藉由自身广泛的阅读，以及与学术界、知识界朋友和同事的对话，他累积了关于世界其他地区历史的惊人知识，特别是关于第三世界非洲、印度、中国，而且当然还有拉丁美洲。他认为拉美大陆是「历史变革的实验室」，「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要颠覆传统公认的真理」，而对拉丁美洲的研究则丰富并改变了他对全球历史的观感。艾瑞克笔下关于拉丁美洲的一切事物几乎都具有历史意义。不过他那么写的时候与其说是专业历史学家，倒不如说是活动于二十世纪中叶那几十年尤其是在古巴革命之后那段关键时期的当代社会与政治变革之观察者和分析者，并以此方式为我们对拉丁美洲的知识和理解做出了卓越贡献。但他从未试图成为，或者自认为是拉丁美洲历史专家。
他的第一本书《原始的叛乱》出版于一九五九年，研究对象为有组织的社会抗争之古朴形式，以及十九和二十世纪的改革与革命。该书聚焦于南意大利，缺乏来自拉丁美洲的例證，不过在序言中提到了欧几里德.达.库尼亚的文学杰作《腹地》(出版于一九○二年，英译版标题为Rebellion in the Backlands)，18是一部「研究原始社会叛乱的经典著作」，讲述了巴西东北部巴伊亚州内陆爆发的卡努杜斯战争(一八九六～一八九七)。19在《原始的叛乱》一九六八年西班牙文第一版的后记，以及一九七一年英文第三版的序言，都提到了一九五九年以来关于千禧年主义和弥赛亚运动新的研究结果主要是在欧洲以外的地区，特别是社会学家马利亚.伊绍拉.佩雷拉.德.凯罗斯关于巴西的论述。
艾瑞克将《原始的叛乱》第一章(〈社会盗匪〉)扩充为《盗匪》一书，并在一九六九年出版。该书对一八七○年代至一九三○年代巴西东北部「塞尔唐」(serto，穷乡僻壤)20的「坎加塞罗」(cangaeiros)盗匪进行了研究，尤其是维古里诺.费雷拉.达.席尔瓦，即那位著名的「兰皮昂」(Lampio)。21艾瑞克认为，盗匪或至少「社会盗匪」(social bandits)并不单纯是罪犯而已。他们是农民中的亡命之徒，盗匪行为或至少「社会盗匪」行为是农民不满的一种表现、是农民行动的一种形式。他感兴趣的是传统农业社会中出现社会盗匪的经过，以及那些人与乡间弥赛亚运动和有组织农动之间的关系。盗匪活动可能是各种重大社会运动的前兆，并且被它们吸纳了进去。但由于盗匪与地方权力结构之间的模糊关系，以及盗匪在意识形态和军事上的局限性，他们往往演变成那些运动的替代品，甚至成为其发展中的障碍。艾瑞克总结道：「盗匪对现代革命的贡献因而暧昧不清、值得怀疑，并且为时短暂。那是他们的悲剧。」[35]
在艾瑞克从法国大革命到冷战结束的现代世界史「年代四部曲」的第一部，《革命的年代》(一九六二)中，拉丁美洲仅仅被附带提及毕竟该书的副标题是：欧洲一七八九～一八四八。拉丁美洲各地争取独立的革命被处理得相当简洁，主要成为对欧洲各种事件的回应，以及「贵族、军人和法国化进步分子等少数集团的事。信仰天主教的穷苦白人群众仍处于消极状态，而印第安人则持冷漠或敌视态度。只有墨西哥独立是由农民大众的主动精神所赢得，亦即印第安人的一场独立运动。」[36]《资本的年代：一八四八～一八七五》(一九七五)一书则在标题为〈失败者〉的章节中，有六页篇幅关于拉丁美洲。艾瑞克在此总结表示，尽管有一些外国资本特别是英国资本对该地区的自然资源进行了开发，然而「直到十九世纪七○年代，拉丁美洲内陆地区的变化甚微，有的只是地主权力加强，而农民处境更糟罢了」。[37]在《帝国的年代：一八七五～一九一四》(一九八七)，拉丁美洲主要出现于评论中，例如关于该地区融入国际经济后的负面影响，以及当地精英如何成为外国剥削的从属(与合作)代理人。不过书中有四页专门讨论墨西哥革命，一场「大规模的民众武装革命，殖民和非独立世界爆发的第一场大型革命，而且劳动群众在其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艾瑞克在此明显受到两部著作的影响，分别是弗里德里希.卡茨关于潘乔.比亚在墨西哥北部，以及约翰.沃马克关于埃米利亚诺.萨帕塔在墨西哥南部所发挥作用的论述。
只有在《极端的年代：一九一四～一九九一》(一九九四)一书，拉丁美洲才成为第三世界在「短暂的二十世纪」革命政治中的一个突出部分。22该书所涵盖的内容包括了墨西哥革命;一九一八年阿根廷科尔多瓦的学生革命运动(艾瑞克对此声称，它「很快便传遍拉丁美洲并在各地产生出革命马克思主义的领袖和政党」);日后巴西领导人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的「长征」，以及一九二○年代晚期的「尉官起义」(rebel tenentes);尼加拉瓜在奥古斯托.塞萨尔.桑定诺领导下，于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三年之间抵抗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行动;一九三二年在「名字很响亮的马尔马杜克.葛洛夫上校」领导下，短命的「智利社会主义共和国」;秘鲁的美洲人民革命联盟(阿普拉党);哥伦比亚的自由党「护民官」霍黑.埃列塞尔.盖坦，以及他在一九四八年遇刺身亡之后所引发的「波哥塔索」群众暴乱事件;民族民粹主义领导人对城市工人的政治动员例如巴西的热图利奥.瓦加斯、阿根廷的裴隆;玻利维亚民族革命运动党，以及一九五二年将锡矿收归国有并实行彻底土地改革的革命;最后还有古巴革命和智利阿连德总统的悲剧。
与此同时，艾瑞克还撰写了一篇很长的论文，文中指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于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时间产生(或重新产生)依附性、与资本主义无关的社会关系，(却)可明显看出具有封建性质。」就拉丁美洲的案例而言，「新封建主义」的现象虽然既边缘化又具有过渡性质，却值得在从十九世纪晚期至一九三○年代世界危机之间的那个阶段被认真看待拉丁美洲在此期间全面融入不断扩大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经济。然而一九三○年代以后却不是这样，「除了一些相当特殊的现象，比如一九三○年代至一九六○年代初期盛行于秘鲁亚马逊河谷(例如拉贡文雄)的情况。」[38]
艾瑞克对民族主义也非常感兴趣，并对此抱持非常负面的看法。他于一九八五年五月在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主持「怀尔斯讲座」后，根据讲座内容改写的《一七八○年之后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剑桥，一九九○)一书，对拉丁美洲只字未提。不过他为一九九五年出版于日内瓦的保罗.贝洛什纪念论文集，撰写了一篇关于「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与民族性」的论文。[39]该文总结表示：「就目前而言，拉丁美洲是幸运的」因为如同他在《趣味横生的时光》所言，「那个大洲只有单一宗教，所以迄今都躲过了全球各地由语言、种族和信仰所造成的民族主义大瘟疫。」
最后，他继续修订和扩充其《盗匪》一书。在第三版的后记(一九八一)，以及第四版的序言和后记(二○○○)中，他回顾了自从该书一九六九年初版以来关于这个主题的若干深入研究，并且答覆了一些对他提出的最中肯的批评。批评者主要的关注点是，尽管有各种神话围绕著那批盗匪(他们并且主张，霍布斯邦的分析过于依赖文学资料)，然而那批人多半未必是典型的社会反叛者，更不用说是革命者了。艾瑞克在《西班牙美洲历史评论》(一九八八)评介理查.斯拉塔的《Bandidos：拉丁美洲盗匪的种类》时，将该书描述为：「对拉丁美洲这个主题的第一次全面处理」，「本质上是对我有关盗匪的各种拙作的批评」。他写道，他为自己是「一整个历史分支的创始人」而自豪。[40]
1 译注：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Carlos Rafael Rodrguez, 1913-1997)为古巴作家、新闻记者与经济学家，曾代表古巴前往马埃斯特拉山的游击队基地与卡斯特罗进行谈判，促成共党与后者的「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合流。他在革命成功后历任党政要职，最高官拜至副总理，并主导了古巴的外交政策。
2 一九六○年十月艾瑞克从古巴回来后不久，我在伦敦第一次遇见了他。我们都居住于亨特利街上的「戈登大厦」(Gordon Mansions)，在布鲁姆斯伯里靠近大学的地方。当时我是伦敦大学学院历史专业的研究生，以及工人教育协会(WEA)伦敦分会的助教，为了搜集关于废除巴西奴隶贸易的博士论文资料才刚刚结束我的首次巴西之旅。艾瑞克比我年长二十岁，正在伯贝克学院担任讲师，而且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还以法兰西斯.牛顿(Francis Newton)为笔名替《新政治家》撰写爵士乐评。
3 艾瑞克在动身前往南美几天之前与玛莲结婚，并且告诉她：万一古巴导弹危机果真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她应该买一张飞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机票，并且在那里跟他会合。
4 现在我们知道，艾瑞克对拉丁美洲的访问引起了英国安全部门军情五处(MI5)的猜疑，该单位长年来监视了他的一举一动，以及他的通信和电话。参见弗兰西斯.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二○一五年四月九日在《伦敦书评》所发表有关艾瑞克军情五处档案的文章。该档案于二○一四年底开放，开放内容为截至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为止的档案，且仍有许多为空白页。
然而，桑德斯错误地声称，军情五处试图透过警告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来阻止艾瑞克获得洛克斐勒基金会的旅行补助，只不过以失败告终。其实该单位之无能，以致在艾瑞克抵达拉丁美洲一个多月之后，才从「一个极其微妙的消息来源」获悉，艾瑞克这名「强硬派者」已获得「一个身分不详的基金会」支持，「即将离开十二个月」以便「撰写一本关于南美洲革命的书」。他们在艾瑞克准备离开拉丁美洲的时候第一次联络美国当局，等到他回家几个月后才又旧事重提。
6 译注：Vargas这个姓氏同时出现在巴西(葡萄牙语)和其他的拉丁美洲国家(西班牙语)。由于发音不同的缘故，巴西的Vargas译成「瓦加斯」，西班牙语系的Vargas则译成「巴尔加斯」。
7 译注：潘乔.比亚(Pancho Villa)亦被译成潘乔.维拉、潘乔.比利亚或庞丘.比利亚。
8 译注：雷吉斯.德布雷(Rgis Debray, 1940-)为法国作家、革命理论家，同时也是切.格瓦拉的革命伙伴。他在玻利维亚遭政府军俘虏、被判刑三十年、入狱三年后提前获释，一九八○年代曾担任法国总统密特朗的政治顾问。
9 译注：维拉斯科.阿尔瓦拉多(Juan Velasco Alvarado, 1910-1977)在一九六八年发动不流血政变推翻无能政府，翌年出任革命政府总统，极力推动改革(如将美国在秘鲁的油田收归国有、全面进行土地改革、削弱寡头家族势力)。保守派在一九七五年八月发动政变强迫他从病床上退位。维拉斯科去世后，首都街头有数十万群众护卫其灵柩他至今仍为秘鲁最受百姓敬仰的总统。
10 译注：盖楚瓦语(Quechua)为昔日印加帝国的国语，以及今日秘鲁和玻利维亚印第安人的官方语言。
11 译注：史托斯纳尔(Alfredo Stroessner, 1912-2006)为德裔巴拉圭将领，一九四八年成为南美洲最年轻的将军。他在一九五四年发动政变，从此成为巴拉圭总统，一九于第九届总统任内被军事政变推翻下台，卒于巴西。
12 译注：斯特罗纳托(El Stronato)指的是巴拉圭在史托斯纳尔将军独裁统治下的三十五年期间(一九五四～一九八九)。
13 艾瑞克与智利有著悠久的家庭联系。他父亲的哥哥柏克伍德(柏克、艾克或唐.伊西德罗[Berk, Ike or Don Isidro])一位采矿专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带著自己的威尔斯妻子和五个小孩一起移居智利。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艾瑞克的悉德尼叔父也带著他的妹妹南茜和堂弟彼得移居智利。悉德尼一直留在智利，但南茜和彼得在战争结束后即已离开。
14 译注：路易斯.伊纳西奥.鲁拉.达.席尔瓦(Luiz Incio Lula da Silva, 1945-)后来在二○○三至二○一○年之间担任巴西总统，二○一八年四月因为贪渎案入狱服刑十二年。
15 《观察》接下来谈论了艾瑞克对爵士乐的热爱，但很奇怪地批评他「在知识上的狂妄自大」理由是他撰写爵士乐评时所使用的笔名为法兰西斯.牛顿(Francis Newton)，乃法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和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的结合体!其实，那个笔名是用来向法兰基.牛顿(Frankie Newton)致敬。那位美国黑人爵士小号手曾经为贝西.史密斯(Bessie Smith)的最后几张唱片，以及为比莉.哈乐黛(Billie Holiday)《奇异的果实》(Strange Fruit)的原始录音进行伴奏。此外，法兰基.牛顿是者。
16 译注：安格拉杜斯雷斯(Angra dos Reis)和帕拉蒂(Paraty)都在里约热内卢州的西南端，邻近圣保罗州。
17 译注：环球集团(Grupo Globo)是拉丁美洲最大的传媒集团，位于里约热内卢市内。
19 译注：卡努杜斯(Canudos)是位于巴伊亚州(Bahia)「塞尔唐」的内陆城镇，一八九三年在一名传道者领导下建立了农民政权。巴西官方于一八九六、一八九七年之交围剿三次均铩羽而归，一八九七年六月中旬出动五千大军才终于在十月初攻下卡努杜斯，演变成巴西历史上最血腥的内战。
21 译注：维古里诺.费雷拉.达.席尔瓦(Virgulino Ferreira da Silva, 1897-1938)是巴西东北部「塞尔唐」最著名的「坎加塞罗」大盗，以及本书第十章〈农民成为社会盗匪〉的要角。「兰皮昂」(Lampio或译为「兰皮奥」)是其绰号，因为他的射击速度很快，使得他的枪看起来彷佛灯笼(lantern)一般。
22 伯贝克学院在二○一四年四月举行「霍布斯邦之后的历史」学术会议时，伦敦大学学院拉丁美洲历史学家保罗.德里诺(Paulo Drinot)探讨了艾瑞克在其伟大的「四部曲」中，对拉丁美洲所持的态度。德里诺总结指出，在《革命的年代》中，拉丁美洲「几乎没有露面」。在《资本的年代》中，拉丁美洲只是「难得和偶然」被提及。在《帝国的年代》中，拉丁美洲「昙花一现」。不过在《极端的年代》中，拉丁美洲终于获得「较全面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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